本文系基于公开资料撰写，仅作为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如果说A股大多数银行股代表着国内银行业的优等生，那么仅在H股上市的境内银行，则是另一个版本。甚至说水深火热也不为过，不少银行已经退市了，比如锦州银行、盛京银行。
优等生都是相似的，失败者各有各的归因。
如果说锦州和盛京的失败与区域经济塌陷有关，那么广州农商行呢？坐拥经济发达的广东腹地，经营不善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01
一路下探
广州农商行上市以来，股价基本一路下探。市盈率经历了从压缩到走阔的周期，市净率也一路走低，当前仅有0.25倍。根源还是公司业绩。
图：上市至今广州农商行的PE经历了压缩到走阔的历程，但股价基本一路下探
广州农商行为广州市国资控股，2017年6月在H股上市。区域性银行的发展，往往与腹地经济互为表里。
广州农商行总资产仍在扩张，2019年为8641.54亿元，2025年为13800.08亿元，增长59.69%。但净利润从2019年的75.2亿元降至2025年的20.81亿元，下降72.32%。2020年几乎就是它发展的分水岭。
02
边清边冒的恶性循环
2025年末，广州农商行总资产1.38万亿元，其中贷款0.68万亿元，占总资产51%；30%为金融投资，包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以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其余为存放央行、同业等。
2025年末净息差1.08%，较上年下降3个基点，与全国银行业整体净息差1.42%相比，相差34个基点。从资产与负债的定价来看，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2.76%，与A股上市银行相比处于中下游水平，尽管与大行差距不大，但显著低于股份行和同类农商行。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1.73%，优于部分股份行和城商行，但明显高于国有大行、招商银行和邮储银行。核心短板在于贷款收益率偏低。
图：2019年至2025年关注率及不良贷款率，单位：%
表观上看，不良率1.86%，高出银行业整体不良率约36个基点，尚属可接受水平。但关注率在2022年曾高达7.71%，后持续压降，至2025年仍为6.49%，显著高于银行业整体关注率2.18%。
值得留意的是，广州农商行并未在年报中披露贷款迁徙率的情况。如此高的关注率，本身就引人遐思。
从贷款结构来看，呈现“对公改善、零售承压”的结构性分化。公司贷款不良率自2022年的2.7%持续压降至2025年的1.2%，但个人贷款的不良率反而从2022年的1.64%上升至2025年的4.12%。
不良率的改善与连续三年对外转让大额资产包有关。转让的债权总额合计480.12亿元，约占2025年贷款总额的6.81%，折价率在65%左右。低折价率或许另有玄机。
从2025年11月的资产包详情来看，逾期90天以上合计占比19.39%，而不良率占比17.85%。按监管规定，逾期90天以上必须划入不良，而其分类中逾期90天以上占比大于不良占比，侧面表明其分类不够审慎。
图：2023年至2025年连续三年转让大额资产包
在加大不良资产包转让的背景下，广州农商行重组贷款余额及占比亦不断走高。过往监管将重组贷款至少归为次级类，2023年7月出台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调整为“至少分为关注类”。重组贷款在经济下行期劣变的可能性更高。2025年较2022年重组贷款余额增长了近80亿元，占比上升了1.66个百分点。
百亿处置风险仍难缓解，根源在于增量风险持续生成，客户结构与风控标准未根本改善，陷入边清边冒的恶性循环。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亦从上年的184.34%降至2025年的161.85%。
图：重组贷款余额及占比持续走高
图：广州农商行近年营收、净利润及信用减值损失情况
近年利润持续走低的根源，除了息差收窄的行业共性，最根本的还是资产劣变下的减值损失。
02
人祸与战略的双重塌方
经营不利的根源，首先是历史遗留问题与人事动荡，折射出阶段性内控失效。
2019年以来，原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等核心管理层先后被查，涉嫌罪名均指向腐败，暴露了内部治理的深层问题。其带来的损失是多维度的，绝非仅限于贪腐金额本身，而是对银行的资产、业绩、声誉及战略发展造成了系统性重创。
银行曾向上市公司鸿达兴业的大股东发放超过11亿元贷款，并以股票质押。贷款违约后，银行以每股3.43元的高价——当时市价仅2.84元——接收股票抵债。鸿达兴业随后退市，股价市值仅剩零头，超过11亿元贷款灰飞烟灭。
在王继康任内，雪松控股从广州农商行获得一笔70亿元的抵押贷款。雪松控股后因涉嫌集资诈骗被起诉，相关贷款沦为坏账。银行甚至还卷入河南新财富集团非法集资案。本该掌舵银行战略与发展的原核心管理层，却沦为风险大户围猎的对象，直接导致内控失效。
战略失误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区域分布广撒网。
广州农商行主要业务在广东省内，但从其控股的村镇银行来看，分布过于分散。
湖南、河南、四川、江西、山东、北京、辽宁、江苏等八个异地省份和直辖市均有涉及，且大部分不在省会或计划单列市，数量多、分布散、管理链条长，与其他城农商行聚焦核心区域的战略完全背道而驰。近年推行“村改支”及对外转让，试图减量提质来止血。
二是贷款投放缺乏风险前瞻性。
信贷业务风险识别与行业周期研判脱节。2019年末房地产贷款占比20.95%，2020年不良率大幅提升。2025年较2019年压降204.28亿元，处置方式以大额转让资产包为主，其中2024年绝大部分为地产类资产。
“前期激进扩张、后期被动出清”的模式，不仅直接造成了数十亿元的资产损失，也严重拖累了盈利能力和市场信心。
近年该行持续加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25年较2019年增加596.05亿元，制造业增加130.12亿元，建筑业增加126.33亿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加126.45亿元。
从各行业不良率变动趋势来看，除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外，其余三个行业都经历了边投放边不良抬头的历程。逐年增长的个人贷款——以按揭和经营贷为主——在就业与降薪的大背景下，不良暴露抬头，不良率由2019年的1.24%上升至4.12%。
图：信贷投放高增的行业除租赁和商务外，其余均经历了边投放边不良高增的过程
自2021年新管理层上任以来，银行先后打出“资产质量年”、“合规建设年”、“效益提升年”等口号。但从实际业务摆布来看，收入结构单一，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大环境下，过度依赖传统存贷业务的盈利模式成了致命伤，而贷款投放重点又呈现不良高增的态势。
04
行业的缩影
广州农商行只是区域性银行经营困境的缩影。息差见底、不良高企、被迫甩卖、转型乏力，既有大环境的原因，也有银行自身战略与内部治理的失控。
从盛京银行的退市，到郑州银行的连年亏损，再到紫金银行的业绩失速，每一家区域性银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经历这场行业的寒冬。这已不是个体经营不善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在宏观经济转型、利率市场化与监管趋严大背景下，一场必须穿越的结构性周期。
衡量一家银行的价值，不再看其规模扩张的速度，而看其穿越周期的韧性。这种韧性，源于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差异化的经营能力和审慎的风险文化。
对广州农商行而言，坐拥广东这片中国最肥沃的经济土壤，却交出了一份歉收的答卷，比任何数字都更值得反思。
图：同业比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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